安、顺以后，时君不复措意，则并此名存实亡之状况亦不能维持。
如果人们误将影子当作树木本身去追逐，将终身不可能把握真实的树木本身。我们不妨说，道在早期儒家那里，不再具有神秘性，而是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理性实在。
唯需点出的是，阳明在此强调的其实也正是良知实体化的观点，主张良知实体遍在于宇宙万物，构成其形上依据和终极原因。以上是就本体论角度，透过良知即天理命题，对良知实体化提出的一项理解。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率性之谓道（《中庸》）、诚者，天之道。而且这一道德判断具有良知自知、良知自觉的内在性特征，同时又是任何道德主体都能在当下得以呈现其自身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本体存在。更重要的是，在良知上用功须有一个前提，必须首先信得良知，即要求对良知存在树立起一种绝对的自我确信（这里不妨借用黑格尔语，Gewissheit）。
也正由此，良知本体实现了超越性与内在性的双向转化。尽管在晚明中西思想发生碰撞之际，利玛窦将亚里士多德的ousia 一词的拉丁文译语substantia译成中文的自立体（今译实体），并以此来批判宋明理学的太极即理说，认为这不过是指依赖体，即事物的附加属性而非自立体，对理学实体观表示了理解上的困惑。《大学》经文中提出的三纲八目，被看成是儒家思想体系和个人进德修业的指导纲领。
这样，中国文化就打破了凡圣之间、人神之间的绝对界限，也抹平了世俗与宗教、此岸与彼岸、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裂隙。这里的修身，从上下文的阐述来看，其实质是修心，是一种精神涵泳与人格养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乃是一种注重心的功能与意义的心学或心文化，也是一种将心的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融为一体的体验式形而上学思想体系。这样，禅宗就为中国佛教徒开辟了一条不离世间觉的方便法门，慧能将其概括为三无修行工夫：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由尽心而知，性，知性就是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了解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老子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丰富了心的内涵与修心的实践方法，其中的心斋坐忘吾丧我等最为后人津津乐道。
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禅宗的这一思维倾向就特别典型。(《孟子·尽心上》)这就实现了心、性、天的贯通合一。中国古代哲学家习惯于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或立场，理解和规范天的存在，或说以人道理解和规范天道，反过来又以天道来解释证明人道，以天的存在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据。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人与神、此岸与彼岸之间也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易》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系辞上》)，老子讲心善渊，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孟子强调尽心知性，慧能在传统佛教戒定慧三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中国的圣贤们正是藉由某种心灵修炼方法，潜入精神世界的深处，突破心与道、人与天、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终极本源的融通冥合。作为东方独特的实践方式，修行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内心证验的方式达到以心契道、天人合一和超凡入圣的境界。与哲学、艺术、道德、科学相比，宗教在实现生命安顿方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无极之道不仅是宇宙的本体，同时也是人的本性或人的形而上的存在。⑩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载《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9页。
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它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观察天道，又立足于人的自身需要和人的自身属性来规定天道，赋予天道以人道的意义。
《论语·里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曰：参乎。所以成圣成道绝不是外求的结果，而是内在超越，回归人性本来面目。在三纲之后《大学》接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在中国文化看来心蕴涵了所有的生命潜能和宇宙奥秘内求于心反求诸己式的修行，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即通过个体的内在修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彻底转换，在古人那里称为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或明心见性。此外，西方人还要学习东方人天下一家之情怀。孟子所讲的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价值论的问题，在内容上是精神境界的问题。
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这一过程，是主体不断地超越自我而接近、趋向及至与宇宙本体合一的过程。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这种形上学看来，人的道德实践不仅仅是在行为上遵从应有的伦理规范，而且是人的内在本性的要求。
知善知恶是良知中的良知，实质是通过人心的修为而达到对于道心的感知，即为致良知的本意。(《孟子·尽心上》)孟子将心作为人性之根源：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因为仁义礼智都可以在心中找到其萌芽形式即四端。
这一了悟的对象当然是形而上的道，只有经验了悟才能达到对道的把握。中国传统哲学视天道为人道，形而上与形而下是一个东西，因此，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无需求助于上帝对灵魂的拯救，也无需到彼岸的茫茫天国去寻找幸福乐土。老子提出复归于无极(《老子》二十八章)的哲学命题。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使人们的视域从人类社会虑及天道自然，又从天道自然回顾人类社会，最后把思维的重心落实在人身上，他相信人和天道自然本来存在着一致性，主张人遵循天道自然努力发展自己，创造自己，自强不息。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是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⑦。
其学术传承孔子有《论语》，曾参有《大学》，子思有《中庸》，孟子有《孟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没有对于神圣与终极关怀的追求，恰恰相反，中国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宗教精神和圆融的超越智慧。
这其实也就是儒家推崇的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明明德是由修己的功夫而达到内圣的境界新民则是由安人的德行而达到外王的功业，如果这两者都做到了圆满并实现统一，就是最高的止于至善境界。认为孔子所谓仁，归根结底是人之心：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
而这两种途径从根本上讲都是要效法道的自然无为精神，做到无私无为人心死，道心活，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是生命、生存、生活，但三生都在偶然性中度过。这个二律背反也与历史具体性相关，伦理与历史的粘合则与积累性相关。文章记录了两位学者2019 年全年的对话，囊括了历史 伦理与形而上学三个方面的精彩评议。
李：史，我也讲了不少，相对于基督教的太初有言，我多次强调太初有为。这倒是后现代的原则—— Everything goes。
刘：嗯，没有不发展的历史，无论进退。其中《圣经》亚伯拉罕杀子在Kiekegaard解说下突出了这个问题。
刘：上次提到，如果我们一起做个书，您说不妨就叫《论命运》。刘：但这并不是由低向高那种线性历史观。